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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断言：“在伪满洲国的文人，只能效仿鲁迅的修辞风格，不可能效仿鲁迅的精神。”[54]那么，鲁迅与北满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是否仅限于对语言表达、辞藻运用及修辞风格的简单效仿呢？显然，“我们不能因为它的模仿而抹杀它的价值”[55]。在承认其模仿鲁迅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特质与新质。关沫南在模仿鲁迅笔法之外，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创作价值。《古董》一篇的故事结尾是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周克璧对“老古董”邢老夫子施以“文明杖”，尾句写道“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就靡听说文明杖会打到红帽疙瘩上去”[56]，颇有以荒诞闹剧式结尾来暗喻时代进步与破旧立新的必然性，也是作为该地区中共地下活动者及新文学倡导者对于时代发展前景的坚定预言。《醉妇》一篇则跳脱模仿鲁迅笔下绍兴风物的局限，关注属于东北北满地区生活的特殊人群，即落魄白俄女性流民的生存状况和悲剧命运。更不容忽视的是，小说出版时间是1938年，此时由于日伪势力的渗透和钳制，大量东北作家离开哈尔滨流亡关内。他的作品集《蹉跎》正在此时进入日渐萧条的哈尔滨文坛，并且既带来了鲁迅作品的遗风，又展露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念，同时还关注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悲剧性，这就更为难能可贵了。正如作品集出版之际，艾循（原名温成钧）以郑平为笔名，在出版感想中写到的那样：“他们的勇气，以及不屑于立于一般空喊的人们队里的苦干的精神，确是很可佩服的”“是很给北满添色的，也使我们庆幸，庆幸北满居然能有了和南满文艺相媲美的东西。”[57]萧红、萧军等与鲁迅交往甚密的东北作家，虽然没有对鲁迅作品的显在模仿，但对其国民性批判题旨及精神的坚守与继承是不言而喻的。聂绀弩在回忆1938年与萧红交流对于鲁迅的认识时，记录了这一段对话：“（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聂）‘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萧）‘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们！’”[58]显然，萧红仍然是以鲁迅小说作品的高度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回溯自己此前的小说创作时，萧红也提到《生死场》与鲁迅作品中人物塑造和情感基调的共性与差异。其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是“鲁迅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生死场》）也是低沉的”，其二是“鲁迅以一个自觉地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也开始悲悯我的人物”[59]，都谈到了她自己创作小说时对鲁迅的学习与继承。此后她创作的短篇小说《逃难》、中篇小说《马伯乐》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亦都在延续这一重要思想资源，这难道不是在“效仿鲁迅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