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泰国版电影

卢梭没有奥古斯丁的虔诚，不像嘉梅里那样平静地陈述个人的历史，缺少切利尼的疯狂与洒脱，他更关注自己的心理，其中有现代风格，有神学遗存，也有一点反叛陈规的冲动。与其说卢梭不再虔诚，不如说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判断。除了丝带的故事，《忏悔录》里还有两件事，一是关于丢弃的孩子，卢梭无法甩掉愧疚感，便自我反省：“我的错误在于我无力抚养他们，才交由国家抚养……我以为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的分内事，我把我看作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236]二是反驳蒙泰古（Montaigu）伯爵，他是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使馆工作时的上司，卢梭力求讲明真相，批评蒙泰古霸道，有违普遍的正义。[237]这一结论在开始写时已预设好，证明思路水到渠成，蒙泰古后来走霉运，卢梭觉得他理所应得。
辩解的目的始终清晰，但卢梭混淆了“忏悔录”与“自传”“回忆录”的区别，他承认这一点：“我不怕读者忘记我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在写自辩书。”[238]在虔诚者的心里，经过忏悔的罪业，等到末日审判时上帝不追究，动荡不安的心会平静；经过辩解的事则不然，罪恶感难以忘掉，“每当想起，曾经的谎言就活跃，啃噬良知”[239]。卢梭为此一生困惑，“到了老年，一颗饱受折磨的心仍深感内疚”[240]。这是以忏悔的名义辩解的后果，他以理智为最高主宰，不是忏悔，这类风格要到浪漫主义时代才被人理解。18世纪中期，忏悔语境已逝去，卢梭的心里没有地狱与天堂的二元世界，上帝不再是最高正义的主宰，卢梭将信念托付于后代，以雄辩的修辞获得了自我审判权，却留下忏悔与辩解的矛盾。在卢梭的年代，两类语境边界不清，他在无依靠和仓皇里创造了现代风格。